鼓吹“中國威脅” 日本新防衛大綱攪動東亞
鼓吹“中國威脅” 日本新防衛大綱攪動東亞
鼓吹“中國威脅”日本新防衛大綱攪動東亞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12-27 21:40:31
日本政府2010年12月17日 正式通過新《防衛計劃大綱》，這是日本40多年來首次改變防衛戰略方向。“新大綱”向國際傳達出“擔憂中國軍力發展”、“為本國戰略部署調整找藉口”等諸多信號，明確放棄“專守防衛”，標誌著日本在成為攻擊性的軍事大國方面，又進行了一定的“量變”；整個大綱的思路也由過去傳統的“基礎防衛力構想”，轉變為強化自衛隊機動性和快速反應的“機動防衛力構想”。這種轉變傳遞出什麼樣的信號？本社匯選有關論點，供讀者參考。（評論員：柯 冠）
一、以武立國 日本邁出危險一步 1、突破“專守防衛” 日本國防政策開始“變身”
在媒體陸陸續續的“劇透”下，12月17日 ，被稱為“日本未來10年國防政策指南”的新《防衛計劃大綱》終於出爐。這是自1976年以來日本政府出台的第四份報告，也是今後10年日本防衛建設的綱領性文件。而歷經6年的精心打磨之後，這份備受關注的國防文件，基本上已經看不到防衛的色彩。（北京《世界新聞報》）
隨著美國“重返”亞洲，日美同盟進一步深化；隨著中國力量的發展，日本一部分人對華戒備加強；隨著菅直人內閣支持率再次創下新低，執政的民主黨也希望通過在安全政策上的姿態來塑造主動--以上幾點，構成了新大綱出爐的背景。而大綱最終所體現的新變化，則令人擔憂。新大綱強調日本將削減在本土的防衛力量，以大力加強對“西南海域”的防衛，並將“嚴密關注中國”的說法升級為“警戒監視”。該大綱將從2011年起，連同日本未來5年間《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共同實施。（中國台灣網）
據瞭解，新《防衛計劃大綱》的提出可謂一波三折。去年9月，日本民主黨取代了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上台執政，實現了二戰後首次政權更替。新《大綱》原定於去年底出台，但鑒於當時日美關係因普天間基地問題而出現裂痕，東亞地區合作態勢未明等因素，新《大綱》難產，時任首相鳩山由紀夫決定將其出台推遲到今年年底。今年東亞地區先後發生諸多影響地區安全態勢的重要事件，如天安艦事件、日本在釣魚島海域非法扣留中國漁船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等。日本媒體抓住時機，大肆渲染東亞地區局勢的嚴峻性，鼓吹加強自主防衛力量建設、強化日美同盟來應對安全威脅的必要性，為新《大綱》出台營造國內輿論環境。（山東《大眾日報》） 2、“防衛”不受制約 日本漸漸背離和平憲法
所謂《防衛計劃大綱》，也即日本國防政策的基本指針。自1976年日本政府首次制定《防衛計劃大綱》以來，共經歷了4次修改。從每次修改來看，日本的防衛內容和自衛隊實際上已經突破了日本《和平憲法》所規定的防衛屬性。（北京國際在線網）
新《大綱》的推出，反映了近年來日本追求政治軍事大國化的一貫動向，並有所突破。首先，戰後日本制定的和平憲法第九條規定了日本“專守防衛”，永久放棄行使“集體自衛權”，然而，在新大綱中，日本將構建“機動防衛力”作為日本未來防衛力量建設的新指針。新大綱明確提出“美國影響力正在發生相對變化”，並稱“防衛力是我國安全的最終擔保”，為此，應加強機動防衛力，通過將重心轉移到與美國等國合作來構築亞太地區和國際社會的安全環境。由此可見，所謂機動防衛力，也即能根據形勢發展不斷增強、不受限制的防衛力。這標誌著日本將加快拋離“專守防衛”政策的步伐，朝著更具攻擊性的軍事大國的方向發展。正如日本媒體所指出的，新大綱缺乏對防衛力量的制約措施，將會加劇亞洲的緊張局勢。（北京《解放軍報》）
其次，明確提出對中國軍力發展“感到擔憂”，強化在西南諸島的軍力部署。新《大綱》將針對中國軍事動向的措辭從2004年的“關注”改為“擔憂”，並提出要加強對島嶼的保護，並在西南地區重點部署警戒、防空、彈道導彈防禦及通訊等功能，意在防備中國採用武力奪回釣魚島，並監視中國海軍的活動。日本此舉在於擴大“周邊有事”的範疇，以便未來一旦同中國發生海上摩擦，日本便可以“名正言順”地將軍力延伸到爭議海區，以獲得更多的政治籌碼。（北京鳳凰網）
《日本新華僑報》評論到，“這將為日本國防政策的‘變身’作鋪墊”。自“二戰”後，日本《和平憲法》嚴格限制了日本自衛隊發展規模及其“專守防衛”屬性。此次新版《大綱》對防衛重點、防衛策略作了重大調整，強調自衛隊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擺出了要與周邊國家相抗衡的架勢。（新加坡《聯合早報》） 3、增長防衛預算 日本自衛隊更具攻擊力
據日本共同社消息，與《防衛計劃大綱》一起通過的《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未來5年內，日本在防衛力量建設上的投入將達到2760億美元，從2011年起平均每年增長0.1%。而此前4年內防衛預算是被逐年削減的。《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還提出，日本將儘快啟動沖繩縣宮古島以西島嶼的防禦部署，今後還將加強海上自衛隊“宙斯盾”艦的機能，潛艇數量也將從16艘增至22艘，並打算在全國部署“愛國者—3” 型地對空導彈。這就意味著日本的自衛隊將更具攻擊力。（北京《中國日報》）
有關專家表示，由於經濟復甦的乏力，日本現在被一種焦躁無望的情緒所籠罩，國力衰落這一殘酷的現實令日本對未來感到茫然，於是有些人試圖從歷史中尋找“當年的榮耀”，軍國主義幻化為一種“麻醉劑”，促使日本在國防上尋求“大國身份”。但是這種“以武立國”的政策理念，這種以損害日本與周邊國家的安全互信為代價、不計後果的蠻幹作風，只會讓日本在國際社會越來越邊緣化。（廣東大洋網） 而且新《防衛計劃大綱》中處處彰顯著與周邊國家軍力相抗衡的架勢，也表明了日本逐漸放棄外交穩定，擺出“以武立國”的姿態。這種與時代脫軌的保守安全觀，不僅不能將日本拔高為地區大國，反而可能弱化日本的國際地位。（上海東方網）
日本國內輿論也對帶有“炫武”色彩的新安全觀提出了批評。共同社評論稱，日本與其派自衛隊牽制中國從而導致緊張，不如在提高海上保安廳的警戒能力的同時，制定避免日中間出現偶發性海上衝突的“海上危機管理機制”。難道通過重視外交來降低周邊國家的威脅等級，就不能保衛日本的和平與安全嗎？（北京中國日報網）
二、呼應華府 日本自衛隊“打前戰”
1、日本國防轉型 配合美軍亞太戰略調整
《朝日新聞》12月18日 的一篇文章分析說，新“防衛大綱”中針對中國的內容“部分反映了美國的政策”。報道說，今年2月份美國國防部公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對中國軍力的增強會如何威脅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力投射表示出擔憂。為了密切配合美軍的行動，日本出台的新“防衛大綱”要求日軍在構建反導系統、聯合軍演和聯合監視等問題上與美軍進行密切合作。（北京《世界新聞報》） 隨著中、印、俄等國的發展，美國的影響力正發生變化，日本將「不得不承擔更多的防衛壓力」，新大綱表示同澳大利亞和韓國展開更緊密的安全合作，就是在響應華盛頓的呼籲。此前，日本囿於「和平憲法」的限制，對美國提出的要求日本發揮更多地區性軍事作用的呼籲態度曖昧，此次新大綱是日本對美國的要求作出了明確回應。（法新社） 中國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研究員趙小卓指出，僅從“機動防禦力”這個概念便能看出，日本的國防轉型，本質上是為了配合美軍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調整。美軍亞太戰略調整的一個核心內容是，將“前沿部署”轉變為“靈活進入”，即增強美國海外駐軍的遠程投放能力和機動能力。“也就是說，美軍不再大兵壓境，而是實施戰略後撤，讓地區盟友打前戰。日本未來要扮演的就是一個地區危機干預中心的角色。因為日本和美國的強項都是海空力量，作戰協同性強，而且日美同盟屬於價值觀同盟，兩國再怎麼鬧彆扭，都還是穿一條褲子。”（北京鳳凰網） 2、強化日美同盟 構建亞太多邊同盟體系
自2009年民主黨執政以來，日美曾圍繞著駐日美軍基地調整、同盟關係定位、東亞地區安全事務等方面出現過一些齟齬，但近期以來，隨著民主黨政府的政策性回歸，日美同盟關係不僅重新得到了強化，而且還出現了向多邊同盟關係擴展的勢頭。 與前版大綱相比，新大綱除強調要繼續加強日美在情報信息、彈道導彈防禦、裝備技術研發、聯合訓練等領域的合作外，還提出兩國要在維護太空、網絡空間和海上交通線安全，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等新興領域加強合作。此外，新大綱還刻意強調了確保美國提供有效的“延伸威懾”的重要性。可以認為，以新大綱出台為契機，日美同盟合作將會在深度和廣度上有更大的進展。（韓國《東亞日報》） 與此同時，新大綱還指出，“美國更加重視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盟國及夥伴國的合作，謀求通過雙邊和多邊框架強化安全關係，加強對該地區的干預。這將對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發揮重要作用。”這清楚地表明，日本的同盟戰略眼光正在拓展，其更深層次的意圖則在於，以日美同盟關係為平台，主動策應美國構建更為廣泛的亞太多邊同盟體系。這一點，從日本不斷強化與澳大利亞、韓國、印度以及東南亞各國之間關係的舉動上，便可窺其一斑。（北京《解放軍報》） 3、拆東牆補西牆 日本“小兄弟”做得很憋屈
軍事評論員宋曉軍認為，日本這個“小兄弟”做得有點憋屈，因為這一次“防衛大綱”的調整，其實是一種“很擰巴”的結果。
“日本現在經濟不振，手里缺錢，可又得依從美國的意思進行國防轉型，所以我們就看到一種拆東牆補西牆的結果。譬如說，日本要增購潛艇，那這筆錢就得從削減坦克和火炮的數量上出。”（北京《世界新聞報》）
三、鷹派逞強 引爆國際社會憂慮
1、決斷過於隨意 民主黨冒天下之大不韙 日本政府在12月17日 正式通過了新《防衛計劃大綱》與《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2011至2015年度）。這既是民主黨上台後制定的首份防衛大綱，又是第一份把槍口直接瞄準中國的、與日本的和平憲法有著格格不入之處的防衛大綱。不僅如此，新《防衛計劃大綱》還為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做了輿論和手續上的鋪墊，為日本走向軍事大國準備邁出關鍵的一步。 從執政前的民主黨的政治主張和國際政治觀來看，民主黨應該比自民黨更穩健，更平和，更注重和亞洲各國保持和諧關係。可是，民主黨執政一年來，人們卻看到了一個完全相反的形象，包括明確把中國定為假想敵，企圖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等做法，都是政治色彩遠比民主黨來得更右的自民黨所不敢輕易下手的重大課題。可是，號稱鴿派占上風的民主黨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地輕易地下了手。（韓國《朝鮮日報》）
對民主黨的這種帶有很大隨意性的政治決斷，自民黨的重量級政治家、前眾議院議長河野洋平在12月10日 的《朝日新聞》已提前提出一針見血的批評，這些問題“事關重大，與此相比其議論卻遠遠沒有達到深思熟慮的程度”。對於新《防衛計劃大綱》所指出的中國的軍事威脅，河野更是提出疑問：“中國軍事攻占尖閣列島（中國稱“釣魚島”——本報注）的必然性究竟有多少？任何國家的軍方都有擴張傾向，但是，中國政府追求的是區域的穩定，中國國民眼下關注的是經濟。”河野認為，日本如果要和中國進行軍事競爭，“考慮到日本經濟的現狀，如果要把防衛力量提高到中國的水平，那就會像（日本明治時代的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所說的那樣，成為一隻想和牛爭高低的青蛙，蠢得無以復加。”對於想通過出口武器來不花錢地加強防衛力量的觀點，河野駁斥為這是“拋棄理想和原則的暴論”。（《日本新華僑報》） 2、鷹派展示“肌肉” 國際社會擔憂日本未來
據日本媒體透露，新《防衛計劃大綱》原先還曾醞釀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只是顧忌社會黨等在野黨的強烈反對，最終未能走到這一步，但《防衛計劃大綱》中特意寫進了這段文字：“要順應國際合作開發和生產武器的潮流研究相應的對策。”暗含著未來突破這一禁區的可能。（北京《中國日報》）
新《防衛計劃大綱》的問世又一次引起了國際社會對日本未來走向的擔憂。作為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之一，日本在戰後一直堅持將“和平國家”作為自己的國家發展趨向，遵循“和平憲法”、“專守防衛”和“武器出口三原則”。這是日本保證自己再不走戰爭道路的一種自我約束，也是一種國際承諾。但是，人們注意到，在日本國內，圍繞堅持和平憲法等問題一直是有嚴重分歧和尖銳對立的。無論是在已經下野的自民黨內，還是在走上執政道路才一年多的民主黨內都有一股“鷹”派勢力，試圖突破“和平憲法”等限制，使日本成為可以派兵出國的“正常國家”。事實上，從進入新世紀以後，日本已大大降低自衛隊派兵出國的門檻，完善了準備戰爭的法律體系。 新《防衛計劃大綱》是日本“鷹”派勢力是展示日本軍事“肌肉”的一次新的嘗試。它表明日本已經不再拘泥所謂的“專守防衛”，而財政拮據也不會成為它尋求建立海空軍事威懾的障礙。日本的和平憲法象一層“窗戶紙”那樣那個被捅破可能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北京國際在線網） 3、抗衡周邊國家 加劇東亞地區緊張局勢
針對這次出台的日本新《防衛計劃大綱》，分析人士指出，新《大綱》中處處都彰顯著與周邊國家軍力相抗衡的架勢，也表明了日本逐漸放棄外交穩定，將武力放到第一位的態度和立場，標誌著日本日益注重提高部隊對突發事件的應對，甚至不排除有先發制人攻擊的可能性。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在對歷史問題缺乏真正反省的情況下，日本的軍事大國之路只會令其亞洲鄰國感到擔憂和不安。這種咄咄逼人的防衛態勢和外交態勢，對日本自身而言也並非就是一件好事。（馬來西亞《南洋商報》） 由於新《防衛計劃大綱》明確提出，進一步加強同韓國、澳大利亞、印度以及東盟夥伴國的合作，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研究員盧宜宜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份《大綱》加劇了東北亞地區緊張局勢：“日本新的防衛計劃肯定會進一步加劇地區的緊張局勢，肯定會引起中國的疑慮，因為東北亞的形勢目前還不很平靜，例如，朝鮮有關的情況，以及美國和其他國家在那里的軍演等等。”（北京《世界新聞報》）
四、劍指中國 中日關係雪上加霜
1、嚴密“警戒監視” 中國成為首要防範對象 日本媒體對新《防衛計劃大綱》進行了集中解讀，“中國”是被提到最多的一個詞。《每日新聞》報道稱，新大綱“鮮明地體現了日本的防範目標開始向中國轉移”。有日本媒體指出，新防衛大綱由“基礎防衛”轉向“機動防衛”的主要背景，是“中國軍事的抬頭”、“中國擴大海洋權益的動作持續不斷”。增強“機動防衛能力”是針對中國而採取的對抗措施。“日本應從平時就加強情報搜集和警戒監視，通過日美聯合軍演展示實力，增強對華的牽制力”。（《北京日報》） 日本輿論認為，新大綱的一個重大轉變是防衛重點從日本東北轉向西南，提出要加強西南諸島的防衛能力。新大綱的附件明確提出，大幅度增加部署在日本西南諸島海域的自衛隊潛艇和艦艇數量，增加駐軍。有外媒把日本的新防衛戰略總結為在蘇聯這一個過去的假想敵消失後，又把中國樹為新的假想敵，從一個“冷戰”走向另一個“冷戰”。（北京新華網） 2、渲染“中國威脅” 日本焦慮心態暴露無遺 有分析認為，新《防衛計劃大綱》高調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反映了日本近年來對中國的加速崛起日益焦慮。日本在1976年制定和1995年修改“防衛大綱”時，都沒有單獨提到中國問題，2004年首次在“大綱”中提及“有必要對中國的動向予以關注”，但相關的表述都很模糊，不像這次是“赤裸裸”地鼓吹“中國威脅論”。（北京環球網） 外交學院日本問題專家周永生表示，“看得出來，日本國內對中國的惡感有所上升。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國迸發出的經濟活力令黯然失色的日本心生妒忌，特別是在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日本的挫敗感愈加嚴重；二是釣魚島撞船事件後，中日政治關係開始下滑，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趁機抬頭，‘中國威脅論’重新找到市場。新大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了中日關係目前的複雜性和嚴峻性。”（北京《世界新聞報》） 3、遏制中國發展 日本對華政策應更平衡 中國的日本問題學者，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劉江永認為，日本防衛重點的轉移，主要受日本國防資源有限的影響：“日本在其財政能力有限的情況下，主要將其防衛重點，從在日本本土平均部署，轉向在西南島嶼部署，包括靠近台灣地區附近的一些島嶼，其中也包括中國的釣魚島部分，所以對中日兩國關係是一個負面因素。”（北京《世界新聞報》） 日本內閣府最新調查數據顯示，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日本人僅占2成，創1978年開始調查以來新低。這與日本政府及媒體長期以來渲染中國威脅、抹黑中國形象來尋求國內合法性的做法密切相關。日本所要做的，是儘快調整心態，適應並跟上中國發展的進程，為中日關係的發展創造良好環境，而不是妄圖使用武力來遏制中國發展。 一些日本學者也認為，日本已接受了所謂的對華接觸政策，與美國合作將中國拉入國際社會體系並鼓勵其對國際社會事務承擔責任，遵守國際法律和慣例。因此，日本不應過分對抗中國軍力並引發軍備競賽，這不利於區域安全。日本應尋求更加平衡的對華政策。（山東《大眾日報》）
